學者簡介：陸銘，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研究領域涉及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等。近期就城市化問題發表觀點。

 

     城市化與大國發展
    如果在國際化的視野里看人均GDP和國家的城市化率之間的關系，中國的城市化率比其他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應該達到的水平偏低接近10%。所以，如果承認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么，城市化率要不斷提高。這個過程必須完成兩個任務，第一是“補課”，中國所在的點回到那個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相關的普遍規律上去；第二，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率。
    我們看中國每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越是收入水平高的城市，城市化率越高。城市化率不斷提高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這是全球的普遍規律，是違背不得的客觀規律。中國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很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中國的人地矛盾，中國人口眾多，城市沒有做好制度準備，農村也沒有做好準備，認為城市化率到60%就不要提高了。但是，這樣的論述中存在一個“不可能三角”：第一個目標是控制人口流動，也就是城市化率不要提高；第二是縮小城鄉差距；第三是減少農業補貼。這三個目標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
    這里面蘊含著城市發展的空間均衡問題，如果把一個國家分成城市和農村，城市在右邊，農村在右邊，農村和城市的生產有什么差別？農村的收入受到資源總量的約束，比如農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就是農業，農業的GDP總量受制于土地面積，給定土地面積，農業的產出很難增長，這是農村經濟的特點。小城市也有類似的問題，而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增長，現代經濟增長有兩個最重要的驅動力：技術進步和經濟積累。只要資本持續增長，只要技術持續進步，其實它是無極限的。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農村的GDP或農業的GDP在這個國家的份額是持續下降的，中國農業GDP僅占全國GDP的8%左右，趨勢上還是下降。農業GDP的份額在下降的時候，如果我們要讓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達到均等化，我們在人口上應該怎么布局？人口和GDP的分布必須是基本一樣的，這樣就會導致人口持續從農村流向城市，這就是城市化的最基本的道理。這時候，如果城市說“你不要來”，施加一個成本——有可能是制度成本，也可能是技術和管理導致的“城市病”——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不讓城市化發生的話，會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那就需要轉移支付、補貼。換言之，如果阻礙城市化進程，要么出現城鄉間收入差距，要么出現巨額的農業補貼。今天中國出現的問題是，巨額的農業補貼已經讓財政覺得不堪重負。
    我們到底在哪里城市化
    這是更重要的問題，不光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問題。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出口導向制造業嚴重依賴于低成本的海運，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是海運。同時，亞洲是制造業中心，到美洲和日本是沒有陸上運輸條件的，必須走海運。反觀中國的地理條件，只有國土的右半邊是人類比較宜居的地方，北方沒有可以全年通航的大江大河，天津以北的港口到冬天很多是結冰的。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來看，中國的出口導向制造業必然大量集中在東南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因為水運和海運的成本較低。
    數據分析顯示，僅“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城市之間GDP總量差異的接近40%，即越遠離沿海大港口的城市GDP的總量就越小。再看中國的GDP和人口空間分布。把中國的城市按照GDP規模從高到低排序，到所有城市占中國GDP的50%時結束，能發現中國的GDP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省會城市，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帶來的空間集聚。
    中國人口的空間布局和GDP的空間布局之間是錯位的，中國的北方人口很多，這跟歷史上農業社會有關，因為北方是平原，發展農業條件比較好，再加上北京是政治中心，東北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工業很強，所以人口的重心偏北，但是經濟發展的重心在往南移。人口和GDP空間錯位，就會出現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別。于是人口會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方走，越靠近沿海大港口的城市，凈人口流入越多。
    這些道理可以用幾句話總結。第一，城市化必須要提高。第二，由于東南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具有經濟發展的規模經濟和優勢（包括地理條件），人口還會進一步集中。最后，未來城市化的政策必須實施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包括從其他經濟發展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轉移的人口。包容還包括兩個身份特征。第一，低技能勞動者。在未來經濟發展里，低技能勞動者會越來越多地從事城市里的服務業，城市也需要他們來發展，所以要面向低技能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到均等化。第二，面向孩子。未來轉移人口的孩子，如果不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就會轉化成現在大量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這又事關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