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價值創造是包括管理層和員工在內多方合力的結果?，F有文獻對管理層的薪酬支付水平和薪酬支付結構，以及員工的薪酬支付水平如何影響企業行為，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受限于數據的獲取，對員工的薪酬支付結構如何影響企業行為，卻缺少關注。
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為代表的社會保險是員工薪酬的重要構成。根據Nielsen & Smyth（2008）的統計，我國企業的社會保險支出已經占據了企業用工支出的40%-50%，這一比例顯著高于亞洲其他國家。例如，社會保險占用工支出的比重在印度平均約為16%，在馬來西亞企業平均約12%，在印尼這一比重為10-15%。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國務院副總理馬凱表示：“現在的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養老保險體系的頂層設計問題是政府社會保障工作的重頭戲。”2016年4月，國務院決定階段性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以期能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提高生產效率。因此，從實證上檢驗養老保險繳費比例是否會影響企業生產效率，具有現實意義。然而，隨著社會老齡化問題加劇，養老保險擴面潛力有限，一些地方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已經存在嚴重的“收不抵支”情況。根據《中國勞動保障發展報告（2016）》的統計，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財務不可持續問題十分尖銳，個人空賬運行規模接近3.6萬億元。在我國個人養老金賬戶空賬問題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如何科學、合理優化養老保險繳費制度？
趙健宇和陸正飛撰寫的《養老保險繳費比例會影響企業生產效率嗎》一文，利用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關于“應付職工薪酬”明細科目的披露數據，以及公司總部所在地的法定養老保險繳費比例變化，對養老保險繳費比例與企業生產效率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理論上，養老保險繳費比例與企業生產效率可能存在以下兩種關系。一方面，更高的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不利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對企業而言，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的提高造成了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對員工而言，企業也不會完全承擔養老保險繳費負擔，最終的均衡結果是，企業會將這一負擔部分轉嫁給員工，導致員工的當期可支配收入下降。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增加了企業的現金流壓力，擠占了企業用于技術進步的資金投入，導致企業無法進行提高生產效率的投資；而當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導致員工對企業滿意度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下降。這兩點因素導致企業生產效率的損失。另一方面，養老保險繳費給企業勞動力成本帶來的壓力也可能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高額的養老保險繳費支出迫使企業通過加強技術和機器要素投入占比、減少勞動力要素投入占比的方式應對，這“倒逼”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增長方式的改變，以保持競爭優勢，最終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較高的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究竟會造成生產率損失，還是促進生產率提高，需要嚴謹的實證證據支撐。
利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本文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企業繳納的養老保險比例越高，全要素生產率越低。隨后，本文將樣本區分為高平均工資組和低平均工資組后發現，養老保險繳費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僅存在于低平均工資組中。最后，本文還對養老保險繳費影響生產效率的可能渠道進行了檢驗，發現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的提高增加了勞動力成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同時卻降低了員工當期可支配收入，并降低了企業未來的創新產出。
本文的發現不僅豐富了“勞動經濟學與公司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文獻，也為我國正在進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供了數據參考。員工的退休生活保障應該由政府、企業和員工三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應該規范企業用工行為，優化養老保險繳費制度，制定合適的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保障員工的基本退休生活；企業和員工在依法繳納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建立符合雙方需求的企業年金；員工在當期可支配工資有富余后，可以自行購買商業養老保險，以滿足退休后更高層次的需求。本文發現養老保險繳費比例與全要素生產率負相關，這說明我國當前由政府推動的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過高。本文還發現，養老保險繳費比例與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向關系僅在低平均工資組顯著，而在高平均工資組不顯著，這表明對于高工資群體而言，他們愿意在工作時繳納較高比例的養老保險，以滿足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需求。因此本文建議，政府在未來可以適當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比例，而鼓勵企業和員工根據自身情況購買相適應的企業年金和商業養老保險。
本文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71132004）、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872014）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基金項目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