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質量在交易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市場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現象（Akerlof, 1970）。在國際貿易中，由于空間距離、語言、制度、文化差異等因素影響，質量信息不對稱現象更加嚴重。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如何克服質量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問題？在國際貿易文獻中，對此問題的研究還很有限。一般認為，企業可以通過獲取質量認證（如ISO9000認證）、建立自有品牌、通過貿易中介出口，以及為品牌商做貼牌代工等方式來解決質量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上述方式的共同點是，個體企業被作為質量識別的主體，不存在企業之間的外部性。然而在現實中，要充分識別個體企業的產品質量往往是困難的，因此購買者可能會將企業所屬的“群體”的平均質量聲譽作為額外的信息來源。地區和行業在現實中往往被作為劃分“群體”的自然標準。“意大利皮鞋”、“德國汽車”、“法國紅酒”等是國家產品質量聲譽的例子。“景德鎮陶瓷”、“西湖龍井”、“湖筆徽墨”等則是地區產品質量聲譽的例子。當地區產品聲譽影響到個體企業的出口時，就存在外部性，市場自發的結果可能存在無效率，因此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空間。Cage & Rouzet（2015）和Chisik（2003）等文獻研究了“國家質量聲譽”對出口的影響，指出低的質量聲譽會將部分優質企業排除在出口市場之外，從而導致一國出口陷入“低質量陷阱”。他們還討論了政府可能采取的改進措施，如出口補貼和最低質量標準等。但這些研究都停留在理論層面，缺乏實證支持。尤其是，國家或地區的質量聲譽會對出口表現產生的影響還沒有得到直接的實證研究證明。
    《地區質量聲譽與企業出口表現》一文利用中國出口企業數據以本地區企業出口的同類產品平均質量為該產品“地區質量聲譽”的代理變量，并將其與企業出口績效相聯系，發現在控制了企業產品自身的價格以及質量后，“地區質量聲譽”越高，企業出口表現越好。在利用固定效應控制貿易成本、地區層面的供給沖擊以及目的國層面的需求沖擊，并考慮各種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后，這種影響依然十分顯著。進一步研究發現，“地區質量聲譽”對企業出口績效的影響取決于產品本身的異質性程度，產品質量異質性程度越高，“地區質量聲譽”對企業出口績效的影響越大。由于產品質量異質性程度可以看作產品質量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度量，這一結果進一步印證了“地區質量聲譽”有助于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提升企業出口表現的假說。
    此外，本文還發現：第一，相對于外資企業，本土企業對于國外進口商來說質量不確定性更大，因此其出口績效也更受“地區質量聲譽”影響；第二，自身產品質量較高的企業質量信號顯示能力和動機都更強，對“地區質量聲譽”依賴程度也更低，因此相對于產品質量高的企業，自身產品質量較低的企業出口績效更受“地區質量聲譽”影響；第三，出口目的國距離越遠——因此質量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企業出口表現越受“地區質量聲譽”影響；第四，相比于直接出口，通過貿易中介進行出口更受“地區質量聲譽”的影響，這可能與通過貿易中介出口的多為中小企業有關。最后，本文還發現，除了對出口量的影響，“地區質量聲譽”的提高對產品出口價格提升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所有這些結果都與“地區質量聲譽”有助于企業在產品質量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實現更高出口表現的假說一致。
    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出口取得了高速增長。2015年中國出口占全球比重達13.8%，比過去將近50年中任何一個國家達到過的比重都高。但是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越南、印度等國家的崛起，以及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的加劇，中國出口在數量上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已經越來越有限。出口產品結構和質量的轉型升級已經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但是隨著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施炳展，2013），質量信息的不對稱問題越來越成為中國出口發展的障礙。尤其是“中國制造”目前的國際聲譽并不理想，聲譽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2016年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的“國家聲譽”在參評的70個國家中排名57，在墨西哥和印度之后。因此，提升中國制造的“國家聲譽”和“地區聲譽”是推動中國出口轉型升級過程中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本文的研究表明“地區質量聲譽”確實對中國企業出口存在重要影響，從而也間接為“國家質量聲譽”的重要性提供了經驗證據。就政策涵義而言，文章認為在推動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關注作為地區公共物品的“地區質量聲譽”的培育。相應地，中央政府也需要關注“國家質量聲譽”的培育，提升“中國制造”的國際聲譽，以避免中國出口陷入“低質量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