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僅深刻影響宏觀經濟績效和微觀市場主體決策，其自身演變也顯著地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伴隨著計量分析手段的革新和實證數據可得性的改善，文化這一被古典經濟學遺忘的因素逐步被納入到現代經濟學的規范分析框架中，越來越多的文獻開始追蹤經濟發展背后的文化基因，文化經濟學作為文化與經濟領域新興交叉學科，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分支?？傮w而言，文化經濟學聚焦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主要研究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也即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文化現象和文化問題。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的獨特內涵及其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交融和碰撞，使這一研究領域更可能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實現理論創新。
一、 文化經濟學的發展脈絡
文化經濟學的研究發端于國外，Guiso et al（2006）發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一文，較早對文化影響經濟結果的路徑和機制進行了系統梳理，其更具代表性的貢獻在于，將文化因素定義為在宗教、種族以及社會群體中進行代際傳承且相對穩定的風俗習慣、信念、價值觀等，這為文化經濟學實證研究領域的變量選擇和計量估計提供了操作依據。
國外文化經濟學的研究整體上呈現三條發展脈絡：第一條脈絡重點關注了文化因素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及可能機制，該領域的研究在從要素資本、技術進步、制度供給等方面探尋經濟增長動力源泉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地理文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尤其是聚焦了基于不同地域特征、歷史背景所形塑的風俗習慣、宗教傳統、宗族特征、價值觀念在此過程中的作用路徑。第二條脈絡重點關注了文化因素在微觀市場主體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該領域的研究可從企業主體和個人主體兩個層面進行梳理，從企業主體層面來看，較多文獻分析了文化因素與制度特征之間的互動機制對公司經營決策及其內部治理結構的影響；從個體層面來看，文化因素的多維內涵對個體勞動參與、工資水平、婚姻安排、生育偏好、投資行為、政治參與的作用機制也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第三條脈絡重點關注了經濟發展對文化偏好形成的反向作用，集中表現為生產方式、經濟增長率、城市化水平、貿易開放度等宏觀經濟變量如何影響個體的性別觀念、風險態度、價值觀以及幸福感等。
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質和豐富內涵也受到中國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具有本土文化特征和制度底色的文化經濟學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僅以文化與經濟研究領域出現的高頻詞匯“文化”、“儒家”、“方言”、“宗教”、“宗族”、“信任”等為主題詞進行檢索便可發現，國內經濟學頂級權威期刊《經濟研究》自2000年開始刊載的文化經濟學領域相關論文多達60余篇，其中僅在近5年刊載的論文就高達32篇，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代表目前國內文化與經濟研究領域的最高學術水平。本土經濟學者們在借鑒國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對中國社會文化與經濟之間的共生關系進行了實踐路徑上的探索。其一是中國情境下文化因素對宏觀經濟績效的影響。諸如儒家傳統、宗族文化、宗教信仰、方言多樣性等對經濟增長周期、出口貿易、技術擴散、區域均衡發展、公共財政支出的影響，在實證層面獲得了豐富的經驗證據。其二是文化特征及文化多樣性對特定制度背景下的公司治理的影響。在微觀市場主體中，公司層面的經營決策不僅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制約，也與勞動者個體的市場動機和行為偏好緊密相關，因而這一領域的研究較好地將文化傳統、制度背景與企業行為結合起來，從文化特質、文化差異等視角對公司層面的投資偏好、盈余管理、創新動機、并購決策等給出了新的解釋路徑。其三是文化對個體經濟決策的作用機制?；谥袊毺氐娜寮椅幕瘋鹘y和宗族延續特征，較多研究側重從文化的多方面構成要素出發，解讀中國居民的消費、儲蓄、投資以及代際支持等經濟行為。
總體來看，國內文化經濟學研究領域在吸取國外相關研究分析框架和實證識別策略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從本土文化中的獨特構成要素出發，充分結合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制度背景，試圖豐富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文化分析視角。
二、 中國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可能轉向
文化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研究在學術成果井噴式增長的同時，也面臨一定的瓶頸和挑戰。一是研究范疇相對來說還比較狹窄。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對于文化因素的界定主要集中在方言、儒家文化、宗教信仰和宗族傳統等領域，對于具體文化變量的選取還相對顯性化，尚缺乏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及延伸領域進行充分挖掘，導致文化與經濟研究的視野和廣度受到一定限制。二是研究選題的問題導向和政策意涵相對抽象。較多的研究將論文重點放在了對“文化因素影響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故事敘述上，未能明確論文選題的現實背景和問題指向，對于政策含義的討論也較為籠統，學術論文回應重大現實問題和政策議題的力度有待加強。三是研究手段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尚顯不足。盡管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呈現出實證科學取向，但文化與經濟領域的研究具有自身特殊性，尤其是對文化因素的定量考察往往受制于數據可得性，相應的實證結論及內在機制探討相對簡化，較難從對實證現象的刻畫和闡釋中提煉出具有推廣意義的理論分析框架。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經濟學研究領域在快速起步的同時仍然存在較為廣闊的生長空間，其研究轉向可能是，通過拓寬研究視野來豐富研究范疇，通過凸顯問題導向來明確研究價值，通過豐富研究手段來提高解釋力度。
（一）拓寬研究視野以豐富研究范疇
若想進一步提升中國情境下文化經濟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創造力和生命力，必須從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中尋找研究對象，對此可能存在以下兩種實踐進路：一種是不僅關注儒家文化、宗教信仰、宗族傳統的顯性度量指標，更注重從中國傳統文化背后所體現的文化特質和所蘊藏的文化觀念出發，選取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指標，將研究重點轉至對于文化因素影響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的機制梳理和路徑檢驗上，力爭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征和制度底色的研究范疇和分析框架。另一種是關注社會轉型背景下經濟發展對文化偏好的影響、沖擊和重塑，文化與經濟之間呈現復雜的共生關系，目前該領域的學者側重挖掘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背后的文化驅動因子，系統分析多層級經濟變量對文化觀念等的影響的研究還并不多見，尤其是進一步探索經濟發展對文化偏好形成的反向作用路徑的文獻尚不充分，未來研究或許可以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外來文化沖擊及其對本土文化偏好的影響置于統一的分析框架，以深化對經濟反作用于文化的內在機制的探討。
（二）凸顯問題導向以明確研究價值
一定程度而言，理論創新的過程往往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文化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需扭轉過分注重故事敘述的學術傾向，緊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及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特定歷史背景，凸顯研究選題的問題導向和實踐價值。實現上述研究目標或許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一方面，立足文化自信塑造中可能出現的多方面問題，系統考察多元文化沖擊所帶來的價值稀釋、認同缺失等對宏觀經濟績效和微觀市場主體決策的多維影響，以此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弘揚和更新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通過評估文化層面的制度調整、政策供給、媒介傳播的經濟產出效應，以此發現文化領域政策設計及實踐中的困境，提出相應的政策調整方向。
（三）豐富研究手段以提高解釋力度
盡管基于調查數據和計量手段的量化研究可以系統檢驗文化與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及相應效應，但其對這種影響過程背后的機制刻畫和路徑探討相對來說是缺乏解釋力的，尤其是一些研究中選取的機制變量可以放置于多對因果變量的路徑分析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視角分析邏輯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對此案例研究方法可能是一種較為有效的補充性分析手段，未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可以在借助計量估計方法獲得定量評估結果的同時，輔之以案例訪談的質性分析，實現對定量評估結果的事實檢驗，以此提高文化因素對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解釋力度，力爭基于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特征，形成文化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新的分析范式或理論框架。
三、 第五屆文化與經濟論壇概述
為進一步推動文化經濟學領域的學術交流與科學研究，由經濟研究雜志社、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共同發起，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承辦的第五屆文化與經濟論壇于2019年10月26日在西南政法大學召開。與會學者從對文化因素的多維視角解讀入手，就文化與資本配置、創新創業、公司治理、公共治理、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
（一）文化傳統與公司治理
在公司避稅動機方面，潘越等基于滬深上市企業樣本的經驗研究發現，儒家君子人格所塑造的中國企業家的義利、奉獻、誠信和聲譽等價值偏好，從個體層面和市場層面均對企業避稅動機施加道德約束。耿春曉等結合高管異地任職的情景設定，實證發現來自高管籍貫地的機會主義文化傳統越強烈，其所在公司的避稅程度越高，而且當高管籍貫地與公司所在地的文化水平存在差異時這種影響呈現不對稱性。
在公司投融資決策方面，王進猛和徐玉華提供的經驗證據表明，文化差異對跨國公司在華市場開拓的影響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水平S型曲線關系，并結合文化的相似吸引和逆向共鳴原則給出了一定的解釋路徑。黃新飛和鄭澤鑫認為，文化多樣性一方面會影響地區企業管理者的開放包容程度并利于多元化信息的溝通，從而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另一方面也會倒逼企業做出對其能力要求較高的投資決策?，F代商會是中國傳統商幫文化在市場經濟中的傳承與實踐，戴亦一等實證考察發現，加入商會的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顯著更低，商會有助于擴展企業獲取資源的渠道、緩解信息不對稱、為企業提供聲譽背書是三條潛在的影響路徑。
在公司內部治理方面，鄒萍發現儒家文化可以促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及其披露質量。佘可欣和周梓洵使用中國上市公司的樣本和縣級方言數據集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位于語言多樣性程度較高地方的公司進行社會捐贈的可能性較小。羅黨論等的經驗分析證實，投機文化會通過強化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參與高風險投機性活動的動機，導致質押后的股價崩盤風險變高。鄭志剛等認為“獨董返聘”一方面是公司業已存在的任人唯親董事會文化的體現，另一方面通過這一現象反過來強化公司的任人唯親董事會文化，影響了獨董監督職能的有效履行。
（二）文化特質與創新創業
家庭分工、親疏有別、宗族延續等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質，不僅已內化為中國人的行為規范遵循，同樣會影響個體乃至企業組織的創新創業動機。藍嘉俊等實證研究發現，性別身份認同對企業家精神的性別差距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管理才能和社會資本是這一現象產生的兩個主要作用渠道。楊嬛等認為原屬地創業文化的“烙印作用”雖可能因經濟距離和遷移次數的增加而弱化，但其對移民異地創業始終發揮作用。潘哲文等利用CFPS2010基線調查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得出，城市宗族通過更具經濟利益考量的借貸融資和“弱關系功能”促進創業。林建浩和鄧虹認為中國近代化時期的企業家精神可能通過文化傳承作用于成功企業家，影響創業成熟階段的企業家能力。
儒家文化一方面倡導“革故鼎新”的創新取向，另一方面又蘊含了集體主義、等級觀念的精神特質，其對企業創新行為究竟會起到促進還是抑制作用值得探索。張璇和束世宇實證檢驗發現儒家文化對企業創新具有促進作用，但低權力距離、個人主義和低不確定性規避的文化類型更容易與儒家文化融合，從而強化儒家文化的創新促增效應。古志輝等的研究同樣證實，儒家重視教育并尊重個體經濟理性的文化特質可以顯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創新績效。羅昆等認為董事會文化多樣性可通過改變董事的風險偏好、降低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和管理層短視等路徑來提升企業創新水平。陳屹立和鄧雨薇發現，市場勢力本身降低了企業的研發投入，環境規制對存在壟斷勢力的企業研發有負向影響，而對于競爭性企業依然保持正向影響。
（三）文化觀念與資本配置
在人力資本配置行為方面，余靖雯等實證發現與外控型人格相比，內控型的青少年私人教育總支出和教育產出更高。溫興祥認為傳統的“男人以事業為重、女人以家庭為重”的性別角色觀念會顯著降低農村已婚女性參與非農就業的可能性，進而減少她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收入，這一現象并不能從“女性更多承擔家庭照料責任”中找到合理解釋，相反較低的教育人力資本可能是潛在的作用路徑。王天宇和黃婭娜的經驗分析表明，女性特征對女性的收入和勞動參與均有負向影響，而名字的男性特征對男性的收入和勞動參與有正向影響，名字性別特征所引發的性別歧視、性別角色認同及其暗含的父母偏好可能是三種潛在的作用機制。宗族對農村社會的價值觀念、風俗規范乃至經濟發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丁從明等的實證研究表明，宗族組織使農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3年左右，這一效應表現出明顯“重男輕女”差異。史宇鵬等的研究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與工資態度負相關，經濟發展速度與工作態度正相關，經濟發展對居民工作態度的影響主要通過收入-替代效應、預期效應等機制實現。
在金融資本配置行為方面，朱孟楠和袁凱彬認為漢字文化圈承載的特有文化氣質對風險偏好具有“塑形”效應，強化了中央銀行風險厭惡程度。作為集體主義文化特征的核心要素，田子方和李濤的研究表明，家庭網絡通過經濟互助和情感歸屬可以強化群體內的風險分擔機制，降低成員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新聞報道中的情緒表達也可能影響個體的風險偏好及行為動機，屈琳珊等發現省級層面的報紙增加民生社保的宣傳對居民商業保險投資概率及投資金額存在負向影響。陳少凌等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的有限注意使其對正面報道過度關注，但對負面報道關注不足，是導致股市不對稱反應的直接原因。申宇和趙靜梅構建了媒體情緒變化的“溫度指標”，發現媒體情緒會通過流動性溢價、投資者認知、弱勢關注等機制來影響股價。
互聯網技術的變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現代人的社交理念和資源獲取渠道，李彬和翁慧敏利用在微信中進行求助的實驗發現私人間的網絡社交行為對于社會資本積累存在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而群體公共網絡平臺社交行為對于社會資本積累存在一定的負向作用。
（四）文化背景與公共治理
在推動公共治理水平提升的具體實踐中，對于文化背景因素的考量通常是不可或缺的。錢雪松等基于上山下鄉運動這一自然實驗，考察官員早年的知青經歷對其執政價值觀塑造和決策偏好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知青官員上山下鄉期間的住房條件越差、下鄉期限越長，其任職期間的轄區房價水平顯著更低，這一現象的內在機制主要是知青官員任職期間地方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預期達成度高。孫圣民等利用120個地市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獨特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影響不同地區的內部合作能力，進而對我國改革開放后不同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設和制度狀況產生持續深遠的作用。社會轉型對傳統生育文化及生育決策的重塑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張同龍等的研究證實家庭規模效應更多捕捉了家庭內孩子出生次序和女孩帶來的負向影響，意味著生育政策著力點應關注家戶內部不同出生次序間和性別間的“平權”。
楊進和龍小寧關注了宗教傳統在社會沖突治理中的作用發揮，使用中國海關數據和全國佛教寺廟數據進行計量檢驗發現，佛教倫理緩解外部經濟沖擊的一個重要機制在于其可以緩沖外部經濟沖擊對人們主觀福利的影響。王丹利和陸銘從集體行動的角度研究宗族多樣性對中國農村公共品提供的影響，發現姓氏數目與農村公共品私人供給存在顯著負相關，而姓氏集中度與農村公共品私人供給存在顯著正相關，同時社會力量有效地補充了政府的作用。張博和孫濤指出水稻種植能夠通過強化集體主義文化形成社會網絡、信任等社會資本，從而塑造利于民間金融發展的自我實施和第二方實施的交易規制和契約治理。牛耕等試圖闡釋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維度上的文化背景差異如何影響信任水平，提供了可支持“高度個人主義文化促進人與人之間信任”論點的實質性證據。
（五）文化政策與經濟績效
譚娜和黃偉基于文化產業園區命名評選這一“準自然實驗”研究發現，文化產業的集聚能夠有效促進國內旅游經濟增長，而這種作用高度依賴于其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基礎、服務業發達程度及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等條件支撐。楊連星將文化貿易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主要形式，通過構建理論模型與跨國并購指標發現，文化貿易對企業跨國并購規模和并購成效呈現正向促進效應。于文超等經驗評估表明政府信息公開會顯著增加企業家的生產性活動時間，但其并未導致企業家的非生產性活動時間相應減少，約束政府自由裁量權是這一影響過程中的重要機制。楊子硯使用中國大眾電影百花獎歷年提名名單及演員信息進行實證評估發現，獎項激勵并不必然對獲獎者后續工作數量、質量和多元化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獎項激勵作用的缺失反映出市場對獎項激勵反饋的扭曲。
嚴娜等實證發現低密度地區更加依賴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分割加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而高密度地區更加依賴于距離的縮短和分割降低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其原因主要在于低密度地區多語言文化激發創新效應大于多語言成本壁壘效應。人口遷移伴隨著社會關系、風俗習慣、地區文化的遷入，楊曉章指出人口種類效應對城市經濟增長則具有正向作用，人均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勞動力集聚在其中扮演了完全中介的角色。劉毓蕓和周芷瑩的研究認為，方言上的差異一方面顯著降低了相鄰兩縣產業結構的相似度進而影響了產業擴散，另一方面顯著降低了相鄰兩縣主打行業成為產業鏈上下游行業的概率進而影響了產業合作。宮迪和劉夢瑤探討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國際貿易政策制定中的文化驅動因素，檢驗證實不確定性規避度低的國家專門從事不確定性較高的行業的出口。
經濟增長目標的事先設定往往反映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價值取向，徐現祥和邱惠利用手工收集的114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目標數據，實證發現在需要穩增長時，經濟增長目標對政府規模有顯著正向影響，并且政府主要通過提高經濟事務支出的手段以實現穩增長。范莉莉等認為財政補貼更易引發企業尋租行為，進而削弱政府財政補貼對技術創新投入和企業績效的扶持效果，在政策實施效果上相比稅收優惠略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