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日，第八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交叉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商學院順利召開，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雜志社、北京大學財務分析與投資理財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商學院、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重慶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六方聯合主辦。本次研討會共收到148篇投稿，經過匿名評審和專家委員會評審，最終確定30篇論文作為報告論文。在論文匯報環節，每篇報告論文由兩名專家進行現場點評。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的600多名專家學者、青年教師、博士研究生參加了本次研討會。
  會議開幕式由南京大學原校長助理、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范從來教授主持。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楊忠教授、經濟研究雜志社張永山社長、北京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姜國華教授、暨南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黎文靖教授、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沈坤榮教授代表會議主辦方先后致辭。楊忠教授代表本次研討會的承辦單位對各位參會者的到來表示歡迎，對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的交叉研究予以高度肯定。張永山社長充分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交叉研究”學術研討會自開辦以來所取得的顯著成績，并表示經濟研究雜志社將繼續關注這一領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推動學界對這一領域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和交流。姜國華教授表示，本學術研討會長期以來受到了學術界和實務界諸多同仁的慷慨相助，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應。期待廣大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繼續踴躍參與，開展切實聯系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的學術研究，將會議影響力繼續擴大。黎文靖教授表示，本學術研討會始終以質量為先，形成了鮮明的會議特色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暨南大學將繼續支持會議的相關工作，與其他主辦單位一同推動中國宏微觀交叉研究的發展。沈坤榮教授強調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的交叉互動研究的現實意義，認為研討會已經在學界逐漸形成了影響力和感召力，希望該會議形成更多的高質量研究，并有助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開幕式結束后，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洪銀興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許憲春教授、東北財經大學校長呂煒教授、《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劉霞輝研究員、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沈坤榮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原黨委書記、副院長陸正飛教授、南開大學宣傳部、教師工作部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部部長梁琪教授在本次研討會上分別發表了大會主旨演講。
  洪銀興教授的演講主題為“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洪銀興教授指出，所謂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是指，市場決定資源在部門和企業間自由流動，并由市場決定資源的有效結合。建設完備的要素市場，需要完善并規范金融市場、建設和規范土地市場、發展技術市場、充分開放勞動力市場、建立和分享大數據市場；需要保障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市場秩序建設，培育自主決策的市場主體，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降低市場調節的成本、完善產權保護和流轉制度。在題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特征、挑戰與對策研究”的演講中，許憲春教授指出，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是技術創新的主戰場。目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服務化轉型。定制化、數字化是實現制造業轉型的關鍵等若干重要特征。在此基礎上面臨政府、市場環境、人才供給不足等困境。為了更好地應對上述挑戰，應在優化政府相關政策體系、市場氛圍、專業化人才培養、關鍵技術攻關等方面下功夫。呂煒教授發表了題為“理解央地財政博弈的新視角”的演講。呂煒教授指出，實踐證明央地財政博弈在改革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的發展階段，需要實現研究視角由地方視角到中央視角的轉換。通過建立央地財政關系博弈框架、觀察中央政府如何通過頂層設計實現其改革目標，以及中央對地方賦權與糾偏等。他還提出了加強中央頂層設計和整體駕馭能力,調整賦權方式確保市場化改革進程朝著既定的方向前行的政策建議。
  劉霞輝研究員的演講主題為“中國式增長的邏輯”。他在演講中提出，從計劃到市場、從中速轉向高速、從封閉轉向高度開放的中國式增長伴隨著從無到有，從低到高的市場發育；也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結構轉型；伴隨著從計劃到市場，從分散到集中，從封閉到開放的資源再分配。其內在邏輯是個人、企業及政府三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到市場狀況下的激勵相容。他還從集中資源、分工深化與干中學三個角度進行了剖析，最終提出中國式增長面臨地區差距不斷加大、個人收入差距大、結構調整難度大等一系列問題。沈坤榮教授的演講主題為“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基礎、能力結構及其推進機制”，重點對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進行分析。他指出，中國的人口大遷移遵循了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的基本邏輯，從而帶動了城市化的發展。而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線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區域中心城市集聚。因此，要根據新時代背景下的發展趨勢，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和應對，努力實現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陸正飛教授進行了題為“杠桿操縱的動機、手段與后果：宏微觀交互分析”的演講。他指出，如何降低企業杠桿率，從而有效控制企業債務風險，不僅是我國企業亟待解決的重要難題和有關監管部門的監管重點，也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單在實施過程中，企業會通過表外負債、名股實債、會計計量等手段進行杠桿操縱，造成會計信息質量風險，進而影響高質量發展。因此，完善外部治理，抑制杠桿操縱勢在必行。梁琪教授的演講主題為“金融發展與中國股票市場質量研究”。他從學術界和監管界對股票的質量進行了界定，并對中國股票市場微觀質量度量指標及度量方法進行了總結，提出了市場效率、市場公正、系統性風險三個度量維度，并以此為依據構建了中國股票市場質量指數。
  在分會場報告環節，論文匯報人和評論人進行了深入且精彩的交流，各分會場的聽眾和報告人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充分溝通。
  一、 稅收政策與企業行為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通過稅收政策促進微觀企業的高質量發展，進而推動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熱點話題。巫強等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上述結果在出口企業以及大中型企業中更顯著。論文評論人方紅星和廖冠民均認為文章的選題符合當下社會熱點，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兩位評論人還就本文的理論邏輯、研究設計、機制檢驗給予了各自的意見和建議。彭濤等利用財稅［2017］38號文作為外生事件，研究了政府試點創投基金對初創科技型企業享受投資抵扣稅收優惠的經濟后果，發現投資抵扣政策實施后創投基金募集規模擴大，尤其是有限合伙制基金、早期創業型基金以及非國有基金。這些結果表明，投資抵扣稅收優惠能增進創投基金的金融杠桿作用，緩解初創科技型企業融資難題。論文點評人陳東和肖土盛均肯定了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并給出了相關修改和完善意見。劉行研究了股利稅改革對公司治理的影響，研究發現隨著自然人大股東的股利稅率的逐次降低，自然人大股東的掏空行為沒有顯著下降，其所在公司的市場價值也未顯著提升。進一步的證據表明，當大股東行為能夠被有效約束或上市公司有自愿的現金股利發放時，股利稅率的降低能夠顯著減少大股東掏空和提升企業價值。上述研究結論與發達資本市場的證據相左，說明股利稅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投資者保護狀況以及內生于投資者保護的企業股利政策。評論人王玉濤和逯東主要就文章的題目與研究內容是否統一、關鍵計量指標是否合適展開了相關論述。
  此外，學者們還將視野拓展到了國際層面。黃壽峰和林文慧研究了稅收情報交換協定的反避稅效應，發現稅收情報交換協定的簽署能顯著遏制企業的跨境避稅行為。論文點評人倪晨凱和王亮亮分別從理論分析與影響機制兩方面給出了相關意見與建議。彭馨和蔣為從企業遷移和效率提升角度，分析了稅收競爭與出口產品質量的關系，發現地方政府轄區的稅收競爭促進了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發投入度量的效率提升對稅收競爭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評論人張沙夫和韓劍就文章選題的內在邏輯、檢驗指標的合理性、內生性問題的處理等方面，與報告人進行了熱烈的交流。
  二、 貨幣政策與企業行為
  貨幣政策作為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抓手之一，對國民經濟運行有著基礎性作用，也對企業的融資、投資以及生產經營產生了重要影響。賈鵬飛和楊源源通過構建包含影子銀行活動的三期動態模型，系統分析了商業銀行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全過程，并探討了影子銀行活動如何影響銀行資本和企業福利。評論人高潔超和馬文超從文章的邊際貢獻、所得出結論以及模型構建和細節等方面和作者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完善建議。此外，現場觀眾也與報告人進行了積極互動。許志偉就文中的模型設定、銀行本身的異質性、信息不對稱對結論的影響等與作者進行了交流。譚小芬、李源和徐慧倫基于“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研究貨幣政策與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貨幣政策與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在非國有企業間呈現“U”型關系，在短期杠桿率和非國有企業間表現的更為明顯。同時，市場化程度、行業競爭程度以及實際盈利水平會對前述關系產生異質性影響。評論人許志偉和楊德明就理論模型、文章假設、關鍵變量、對實證檢驗的理解以及文章的表述等方面進行了點評。
  孟為和姜國華構建了基于媒體報道的我國匯率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RPU）以研究宏觀匯率因素是否對微觀企業財務行為發揮作用。結果發現，匯率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影響企業本外部配置策略，并對公司股票回報率和企業價值帶來影響。他們還探討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前述問題的影響。評論人錢雪松和李青原均表示，該篇論文的研究問題十分重要，并進一步從匯率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構建、內生性、作用機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問題和建議。王宇偉、范從來和黃菊則關注了信貸政策的影響。他們提出商業銀行追求存款擴張會推動企業非自愿持有定期存款，本質上反映了商業銀行“以貸強存”行為。進一步的分析認為，由此帶來的貨幣流動性降低、貨幣使用效率下降以及融資成本上升是近年中國貨幣化率走高的重要成因。點評人譚小芬和袁紅旗肯定了該文的重要性和創新性，就研究結果、理論機制、假設以及估計結果的合理性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此外，數字化新經濟下的傳統貨幣政策的適用性問題，也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姜婷鳳、劉濤雄和湯珂的論文《數字經濟時代的價格粘性與貨幣非中性程度》發現：不同調價模型、有無部門異質性、是否考慮打折、不同通脹水平下、不同的線上線下融合程度對中國貨幣政策非中性程度均有顯著影響，多重因素疊加產生的影響更為復雜。評論人吳振華和賈鵬飛就文中假設、制度背景、推導模型等問題，與作者交換了意見。
  三、 區域政策與企業行為
  在新時代，區域發展一體化成為一項國家戰略。陳運森、韓惠云和陳德球的論文以京津冀一體化為研究背景構建準自然實驗，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分析區域一體化政策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的路徑機制和經濟后果。研究發現，京津冀一體化主要通過加強區域社會網絡的信息渠道影響資源配置，區域社會網絡較高的上市公司在政策實質性執行后獲得了更多的信貸資源，且信貸資源的獲取提高了企業的投資效率和生產效率。點評人萬華林和楊國超建議從變量選取、機制檢驗、路徑分析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證據，并進一步建議從貸款結構、貸款風險的角度豐富文章內容。鐘粵俊和梁超的論文基于20世紀末開始的撤縣設區政策，研究城市行政區域調整對企業家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撤縣設區使轄區內企業家生產經營活動時間增加，非生產性活動減少，這一作用主要通過改變城市規模、企業的收益回報、打破行政壁壘和改善營商環境作用于企業家行為。點評人王紅建和葉康濤就論文的內在機理、理論和實證的適配性等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在當前的央地關系下，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權，這就使得各地的政策選擇既有統一性，又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從這一角度出發，羅婷、巫岑和饒品貴的論文《中國式分權下的企業并購》，研究了財政分權體制對地方上市公司并購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分權程度會正向影響當地國有企業的并購數量，負向影響并購績效，地方官員晉升動機、政府財政壓力和市場分割是產生上述影響的重要機制。點評人宋順林和張俊生就論文的理論邏輯、研究設計等給予了意見和建議。此外，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也會影響企業行為。胡洵和何賢杰的論文《文化傳承與企業創新行為》從文化的視角研究CEO文化取向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CEO籍貫地的個人主義文化傳承與其所在上市公司的創新活動存在正向關系，這種關系受到CEO所在上市公司的經營風險和公司辦公所在地區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點評人褚健和唐松肯定了文章選題的新意，并就本文的適用理論、實證內容與現實的結合程度等方面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四、 環境規則與企業行為
  近年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成為政府重要的施政理念，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將環境保護置于重要位置。環保政策力度的不斷增強，在微觀層面深刻影響企業的行為。李青原和肖澤華從微觀企業視角入手，探究了環境規制如何釋放制度紅利，進而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研究發現，征收排污費有助于倒逼企業開展更多研發創新活動，而給予環保補助卻擠出了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排污費促進企業創新的機制在于內部激勵，而環保補助擠出企業創新的機制在于尋租活動。評論人譚有超和夏立軍肯定了選題的重要性，并就文章的理論脈絡、實證開展等方面與報告人進行了互動，給出了改進意見。趙陽、沈洪濤和劉乾的文章基于工業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和中央環境垂直管理試點的情境，驗證了污染邊界效應的微觀形成機制、解決方案及其作用機制。發現相對于非邊界企業，地處省域邊界地區的企業排放更多的污染物，環保督查中心的設立抑制了邊界地區企業的污染排放行為。評論人巫姍和辛清泉表示，這一研究既表明了環保監察的重要性，也體現了中央政府協同管理的作用，建議作者進一步討論水污染的上下游效應和邊界效應、中央垂直管理的成本與收益以及垂直管理的可持續性。錢雪松和丁滋芳從中央環保督察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治理實踐切入，分別從資本市場的短期效應及長期表現考察了環境規制政策對企業市場價值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發現中央環保督察對企業市場價值的影響在地區環境治理需求和官員晉升激勵等維度表現出豐富差異，且通過引導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對企業長期市場估值施加影響。評論人金剛和楊玉龍從文章的邊際貢獻、監督政府和監督企業的機理可靠性、股災的干擾性、時間窗口的穩健性、控制變量的選擇、長期和短期效應等角度給出了修改建議。
  此外，環保政策的推行和加強，還使得部分企業產生了行為異化，通過模仿綠色行為，從而向外部提供扭曲性信息是其中重要的一種。黃溶冰的論文基于制度理論分析了企業模仿環保行為的“漂綠”問題，發現企業“漂綠”行為明顯受到地區內近鄰企業做法的影響，且國有企業的地區同構行為更加顯著，證實了“樂隊花車”效應的存在。進一步的分析結果表明，“漂綠同構”并未顯著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但增強了企業不確定性環境下的風險承擔能力。點評人王雄元和步丹璐對論文的研究貢獻和意義、數據的衡量過程、重污染企業的確定提出了意見。
  五、 產業政策與企業行為
  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過程中，產業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祝繼高、李天時和胡詩陽分析了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對城市商業銀行貸款配置的影響。發現在城市商業銀行的前十大貸款客戶中，屬于地方政府產業政策支持行業的企業，其貸款額度在城市商業銀行貸款總計中占比偏低，表明地方政府產業政策實行后，產業政策對其他商業銀行的貸款引導作用反而會對城市商業銀行的貸款配置擠出。評論人徐亮和古志輝從模型設計與變量的有效性、實證結果中的“擠出”效應、銀行業績與企業貸款的滯后關系等角度提出了建議。覃飛和沈艷則重點關注了產業政策相關性的影響，他們利用大數據文本分析技術構建企業經營活動與政府產業政策之間關聯程度的指標，并估計企業經營活動產業政策關聯度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發現2012年以后企業經營活動與產業政策關聯度顯著上升，高政策關聯度提升了企業的業績水平，這一提升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新上市企業更為明顯。評論人胡詩陽和黎文靖指出文章需要從產業政策與財務業績的邏輯關系和路徑機制、基礎理論與現實環境的論述、政策關聯度指標的有效性等角度進行改進，并建議從政府工作報告、年報管理層討論、機制路徑檢驗等角度進一步修改。
  產業政策還對企業的出口貿易帶來了影響。董潔妙、余壯雄和劉媛考察了出口企業主營業務轉移的影響機制及其對產品質量升級的效應，發現出口企業的轉型具有明顯的政策引致特征，出口企業傾向于將主營業務調整至（保留在）受政策扶持的重點行業。這種政策推動下的出口轉型并不一定能推動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只有當企業發生跨邊際轉型時，轉型帶來的競爭壓力才能夠推動出口企業的產品質量升級。評論人袁濤和巫強建議從豐富研究假設、理清競爭性假說、區分跨邊際和邊際內轉型、實證設計等角度進行提升和改進，并就論文的實證問題給出了相應建議。
  辛清泉和鄧茜丹圍繞我國實體經濟“脫實向虛”問題進行了研究，發現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實業投資下降幅度平均達到40%左右。單純的“脫實向虛”觀點不能解釋實業投資的持續下降；同時，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2012年以來研發投資開始出現緩慢上升的趨勢。作者推測，我國制造業投資結構的新變化，可能是新經濟環境下公司轉型升級的需要，是公司投資政策適應經濟環境的一種體現。評論人劉行和祝繼高則從周期性和結構性的差異、公司金融化衡量、研發的衡量以及工業企業數據庫的適用性等角度給出了建議。
  此外，以產業政策為代表的政府行為，是否會有一定的溢出效應，也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黃宏斌、叢大山和李然以微博作為自媒體代表，研究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上市公司自媒體信息披露的影響，發現經濟政策頻繁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會驅動上市公司開通微博、發布更多數量的微博信息，并策略性披露不同內容的微博信息。評論人饒品貴和張琦從影響機制、指標設定、文章模型的選擇以及樣本區間確定等角度給出了建議，以進一步提升文章質量。
  六、 其他經濟政策與企業行為
  學者們還通過對不同政策的深入發掘，多角度展示了經濟政策的微觀后果。葉文平、楊俊、朱沆和李新春從破產法嚴苛程度入手，探究破產法如何影響企業的創新性，發現破產法嚴苛程度會降低創業者可承擔的損失水平，阻礙其選擇創新性創業，且創新者在企業中所有權比例會強化上述現象，而業績增長預期則會弱化上述現象。評論人徐業坤和葉青認為文章需要區分創業型企業的創新與一般企業的創新，并圍繞結論的普適性探究不同地區的差異性表現。類似地，倪驍然和丁慧從《物權法》和《企業破產法》的實施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入手，探討其影響路徑。他們發現，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緩解了由于解雇不足帶來的過度投資，提升了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這一關系在控制鏈金字塔層級較高的非國有企業和控制鏈金字塔層級較低的國有企業中更顯著。點評人沈永建和陳運森對文章的選題給予肯定，并就論文的研究思路、研究設計等方面給出了建議。
  資本市場是經濟運行的助推器。古志輝和馬百超針對201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指引》引發的“遵守”和“解釋”策略，研究了股利監管政策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發現“遵守或解釋”政策對企業創新投入存在抑制作用，且降低了企業的創新產出；同時，“遵守或解釋”股利監管政策的存在會降低自由現金流的代理成本。評論人陳勝藍和羅婷從理論分析、研究設計與實證結果，準自然實驗的有效性以及斷點回歸法提出了一系列意見和建議。竇超、白學錦和陳曉發現發債公司的宏觀背景獨董數量越多、比例越高，公司債券的發行利差越小，且這一現象主要通過獨立董事降低公司的系統風險的路徑實現。評論人王宇偉和王彥超指出，獨立董事的咨詢功能和監督功能如何區分，以及如何理解系統性風險和債券發行利差的關系是本文的關鍵，也是需要進一步理清的部分。同時，還從大股東降低獨董監督職能、競爭程度的作用、宏觀背景獨董具體的影響機制等角度出發，給出了修改建議。
  除了以政府宏觀政策為代表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在經濟運行中有著重要作用。褚劍和胡詩陽聚焦于銀企關系這一非正式制度在信貸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探究了銀企雙向互動關系中銀行對企業存款的訴求以及企業的回應。評論人姜國華和孔東民建議文章考慮“利率市場化進程”以及關注理財產品這一視角的現實重要性。徐細雄、李萬利和陳西嬋從儒家文化這一非正式制度視角考察了傳統文化對企業現金持有的影響，發現企業受到儒家文化影響越大，其現金持有水平顯著越高，且這一“高持現”行為有助于緩解企業潛在財務危機、增強企業戰略柔性，但并未引發超額在職消費或者過度投資等機會主義行為。評論人寧博和蔣德權就儒家文化的內涵、研究設計、理論解釋等方面和作者進行了良好的溝通。
最后，微觀信息能否影響宏觀，也是學者們關心的熱點問題。李青原和劉習順研究了地區行業層面的會計信息質量對宏觀資源配置的影響。發現省份行業層面的會計信息質量越高，資源錯配程度越低。且在行業外部融資依賴更高、地區金融發展水平更高和省份-行業非國有企業占比、融資約束更高時，會計信息質量抑制資源錯配的作用更明顯。同時，會計信息質量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推動省份-行業的生產率、投入產出率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評論人權小鋒和齊堡壘從會計信息本質、會計信息質量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內在機理等方面發表了意見和建議。
  七、 結語
  “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交叉研究”學術研討會迄今已舉辦八屆，日益成為連接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學術盛宴。該會議對于推動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學術研究起到了引領作用，鼓勵著經濟與管理學科的交叉研究，也有益于學界內外更好地理解宏觀環境下的微觀企業行為。